國家衛計委近日表示，當前主要任務是要繼續組織實施好單獨二孩政策，也要積極做好進一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研究論證工作。一些媒體解讀認為，計生委所說的“進一步調整完善”指的是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而不少人相信，中國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是大勢所趨。
一段時間以來，輿論圍繞計生的討論很多，抱怨也很多。而國家政策調整保持著穩扎穩打的節奏，我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
中國人口政策到了需要調整之時，而調整也的確在發生。輿論不斷指出問題，政府的政策調整隨之跟進，社會意見和行動之間并沒有出現斷裂。
有少數人對計劃生育這一過去幾十年的國策做“反攻倒算”式的批評，這是一種極端聲音。這種聲音在互聯網上有時形成匯合，像是有點聲勢，但這是一種假象。中國社會并不存在對計劃生育政策的真實痛恨。
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中，各地不時有不規范的強制性個案被報道出來，它們受到批評和譴責，但那些事件大多在改善官員工作作風的層面消化了，對全社會來說，它們并沒有被記到整個計劃生育的賬上。
世易時移，中國的人口計劃需要與時俱進，即使將來全面放開二孩，甚至允許三孩，也不代表過去40年中國計劃生育搞錯了。一些人因為現在的人口結構出現了一點問題就全盤否定國家計生走過的路，這是隨便拿過去撒氣、缺少歷史涵養的表現。
世上的事有一利則有一弊，計劃生育如此龐大的社會政策更是如此，關鍵要看它利大還是弊大。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計劃生育，累積少生了幾億人。想想看，今天的中國有可能是18億人，甚至20億人，而我們今天實際13億多人。中國沒有其他差別會比這兩個數字之間的差別更大、更深刻。
我們今天提前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少了。但假如在今天的經濟發展水平甚至更低水平上擁有18億人口，這個國家將會遇到的問題不知要糟糕多少倍。常聽人談印度的“人口紅利”，挺讓人羨慕，但所謂“人口紅利”只有在經濟學上才是正面意義的，當它分散成一個個具體的人生時，它的實際表現往往是極度貧困、勞動者缺少權利、社會極端的兩極分化等等。
現在有少數人批評計生政策，動輒說中國可以養育二十幾億人口，這種聲音比當年對馬寅初人口學的批判還要瘋狂。我們可以讓經濟發展少一點人口動力，但我們不希望中國變成有二十幾億人口的國家。世界上有老齡化問題的國家有的是，那樣的社會有多可怕可以看見，但二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會是什么樣難以想象。那很可能是一個超級的“蟻族國家”，誰也別試圖哄騙我們那樣的中國有多美好。
中國已經是超級人口大國，計劃生育需要針對現實問題進行調整，避免出現經濟發展難以承受的斷崖式勞動力減少。相信國家對人口動向的監測和統計是縝密、全面的，社會的具體意見會在國家層面得到匯集整理，國家的人口政策會在這些意見的碰撞中實現穩健。
危言聳聽的人口意見注定是會被“削峰”的，想生多少就生多少，甚至國家對多生者給予獎勵，這樣的鼓勵生育政策短時間內肯定不會在中國出現。去中國農村基層看一看，了解一下更廣范圍的生育情況，就知道這是為什么了。
延伸閱讀
提出“新人口論”的馬寅初為何挨批
馬寅初是浙江嵊縣人，1882年生。早年留學美國，攻讀經濟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教務長、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
馬寅初提出以節制生育、提高人口質量為中心的“新人口論”和綜合平衡、按比例發展的經濟理論。他認為我國人口“增殖太快”，“影響積累、影響工業化”，“是個極大的負擔”，他主張“實行計劃生育”，“推遲結婚年齡”。他認為國民經濟要綜合平衡，不能片面地強調重工業，必須同時積極發展輕工業，積極發展農業，主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設備，主張充分利用價值規律等等。
在全國“大躍進”、人多好處多的濃濃氛圍中，節制人口的聲音被淹沒了。為了掃除“大躍進”的思想理論障礙，毛澤東批判了黨內外“反冒進”主張的理論依據——馬寅初先生按比例發展的“綜合平衡論”，“新人口論”則是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康生、陳伯達的策劃鼓動下，開展了對馬寅初的“批判”，把正確的說成為錯誤的，把學術問題，說成是政治問題。給他戴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國的馬爾薩斯”、“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帽子和罪名。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60周年慶祝大會上，陳伯達到會突然發難，說：“馬老要作檢討。”5天后，《光明日報》等緊跟其上，掀起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經濟理論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報告，說批判馬寅初是根據毛澤東的部署發動的，陰陽怪氣地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它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呢?還是馬爾薩斯的馬?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冷眼相對的馬寅初最后則大聲反駁：“我馬寅初是馬克思的‘馬’家!”至此，矛盾公開并激化。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廣東等8個省區實地考察調研工農業生產和人口狀況。1959年廬山會議后，周恩來勸馬寅初從大局出發，寫個檢討。在對自己的思想和理論梳理過后，馬寅初在文章里寫道：“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好拒絕檢討。”1959年11月，馬寅初給《新建設》送去5萬余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帶聲明”中，莊嚴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擲地作金石之聲。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大規模的批馬運動，大字報、批判會、各類文章可謂“鋪天蓋地”。1960年1月3日，馬寅初親自到教育部提交了北京大學校長辭職書。3月18日，國務院批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馬寅初的問題，得到了徹底平反，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論和綜合平衡的經濟理論，都是正確的，推翻了強加于他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辭，恢復了他的職務和名譽。1981年為馬老舉行了百歲壽辰的活動。
